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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大娘是党员。啥时候入的党，连她丈夫都不知道。要说也是的，一个庄稼汉的老婆，伺候好公婆，照看好孩子，围着锅台转，把鸡啊猪啊什么的都喂好了，才是妇道人家的本分。可王大娘却不，她不但自己入了党，还时不时地吹吹枕头风，把自己刚明白时间不长的新鲜道理，有意无意地说给丈夫听。别说，还真有效果。没多久，通情达理的丈夫就被她介绍入了党。那时候，正是抗战时期，那万恶的小日本鬼子闹腾的正凶着呢！
小鬼子闹腾的再凶，也没有震唬住老百姓的抗日热情，更阻挡不住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游击斗争。局势虽然艰难，可共产党、八路军照样得到人民群众的鼎力相助，更有像王大娘和她丈夫这样忠诚的共产党员们在拼死干革命。虽然经常有乡亲被害，同志牺牲。谁听见这惨信，心里都要扑腾扑腾。可扑腾归扑腾，王大娘两口子照样跑西跑东的，很少有个消停。因为党给他们两口子的主要任务，就是传递情报，跑交通。
既然两口子都是党的交通员，那王大娘家自然也就成了党组织的堡垒户，交通站了。党组织信任王大娘两口子，区里、县里开个会什么的常在她家。这时，王大娘的任务，就是坐在家门口，边纳鞋底边望风。他丈夫就远远地在村口盯着，有个风吹草动的就跑回来报信。
“五一”大扫荡以后，局势更严酷了。小鬼子像疯狗一样地到处抓共产党、八路军。有时候，小鬼子会突然间就把村子包围起来，要乡亲们交出隐蔽在村里的共产党、八路军。交不出来就烧房子，还打人、抓人、杀人。就这样，王大娘两口子也没有含糊过：照样风雨无阻地送情报送信；照样掩护自己的同志过封锁线；照样把伤病员接到家里养伤；而区里、县里的同志也照样在王大娘家里接头、开会、研究工作。是真的不害怕吗？用王大娘的话说：“咋能不害怕呢！那难受劲就甭提了，心里扑腾扑腾地一个劲地跳，都堵到了嗓子眼。可再怎么着，你也得忍着啊。那时候，早就想好了，如果叫小鬼子抓住了，就一个原则，任他怎么着，我是什么也不说，大不了不就是个死吗？那场面我见多了，光我们村就叫小鬼子杀了十几个。”
有一天，正是天寒地冻的腊月里，大雪纷飞，北风呼啸。王大娘的丈夫出去送情报，回来时天已经很晚了，进了门就有些心神不定，闷闷不乐的。王大娘问他怎么了，他就是不说，只是趴在小炕桌上吧嗒、吧嗒抽他的烟袋锅。末了，对王大娘说：“给我做碗面汤吧，你做的面汤，我最喜欢喝了。”王大娘赶紧和面点火，做了一大碗香喷喷的面汤，里面还煮了两个荷包蛋。看着丈夫狼吞虎咽地喝着面汤，可眼睛里却有东西在闪亮。“这是咋的了，你到是说话呀！”丈夫放下碗，抬头看着王大娘，堂堂的男子汉竟流出了两行热泪：“组织上要我出趟远门，可能短时间回不来了，你要照顾好爹和娘，还有咱们的孩子。”“那啥时候走？”“现在。”王大娘还想问点什么，可想到组织有纪律，又看到丈夫也没有将详情告诉她的样子，也就不再问了。王大娘明白，这是组织上派丈夫做别的重要工作去了，夫妻两人就要分开了，这一分别，不知道啥时候才能再见面呀！想到此，王大娘就猛地扑在了丈夫的肩上，呜呜地就哭了起来。夫妻俩就这么相拥相泣，泪水就打湿了衣裳。
亲了亲熟睡的儿子，又悄悄掀开门帘，瞧了瞧已经躺下的爹娘，看看天色已经不早，就拿着王大娘给准备好的，放着几件换洗衣服的小布包，就上了路。外面，没有月光照亮，只有风在呼呼地吼，雪在纷纷地飘。借着雪地的反光，王大娘看到，渐渐远去的丈夫，竟是一步一回头
自己的丈夫这一走，是一去不回，没有了音信。王大娘有些担心了。区里来了人，就向他们打听，可回答说都是不知道。后来有一次，县大队的政委，也就是县委书记隐蔽到了王大娘家，又提起这事。政委说你以后就别打听也别问了，他是在干很重要的工作呢。干什么，没说。去了哪里，也没说。可政委那话说得挺亲切挺真实也挺让人放心的。恩哪！王大娘就明白了，也就放心了。心里还不住地埋怨自己：“入党都好几年了，连这点道理都不懂？丈夫被组织派走了，那就是革命的需要呗。组织上不告诉我，那肯定也是工作的需要了。”从此，王大娘再也没有向组织上提起过这事，只是在夜深人静时，思念起丈夫来，辗转反侧，难以入眠，那泪水就扑簌簌地流，就浸湿了枕头。
丈夫走了，王大娘更累了，也更忙了！以前组织上交给的工作是两口子帮衬着干，现在都压在了她一个人的身上。王大娘拉扯着才几岁的孩子，又照顾着年迈的公婆，还要拾掇着地里的庄稼。上级一旦有了指示、情报什么的，依旧要过封锁线，冒着危险去送信。里里外外的，都指仗着她。就这么紧张着，劳累着，危险着，还真挺过来了。让人万分庆幸的是，这么多年出生入死、担惊受怕的，不知经历了多少次险情，总是能化险为夷，还真没出过什么事。连王大娘自己都觉得挺幸运的，心里想：“这是丈夫在保佑着我呢！”丈夫走后，王大娘就养成了一个习惯，每逢腊月里丈夫离开家的那个日子，她都要做一大碗丈夫最爱吃的面汤，面汤里面，照旧是两个荷包蛋。拿一双筷子放在碗上，瞅着面汤心里就默默地念叨开了，就期盼开了：“说不定，今天他就回来了吧，这都几年了，也该回来了！”就这么念叨着，期盼着，就泪流了满面。那冒着腾腾热气的面汤，渐渐地变凉了，最后，驼成了一体，像一块冰疙瘩。
说话就解放了。“解放区的天，是晴朗的天。”王大娘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地过封锁线送信送情报了；再也不用为如何坚壁伤病员而伤透脑筋了；区里、县里来人，也不再守着门口东瞧西看地望风，而是和同志们一起坐在炕头上，喝着香甜的大枣茶，剥着炒花生，痛快地聊，痛快地笑了；土改了，分了房子又分了地，老百姓的日子眼瞅着就好起来了。王大娘看着眼前的这一切，想着眼前的这一切，心里就有了从未有过的爽快，就高兴得合不拢嘴。她觉得自己参加共产党，提着脑袋风风雨雨地跟着共产党干革命，这条路是走对了，虽然受了好大的委屈好大的罪，可值！非常值！笑着笑着，王大娘的脸上就没有了笑容，她又想起了那杳无音信的丈夫来了：“他要在，看到发生的这一切，该有多高兴啊！解放了，他也该回来了吧？”想着想着，一声长叹，泪水就涌出了眼眶，就流成了行。
组织上让她出来工作，王大娘非常高兴。可是想到家里的孩子和年迈体衰的老人，她犹豫了。丈夫还没有回来，这老人孩子的，没有人照顾哪行呢？于是，就向组织上说明了自己的想法。组织上当然了解王大娘的情况，也就同意了。就这样，王大娘就没有出来工作，就留在了家里照顾公婆、抚养孩子。那些与她一起参加革命的党员，大都在区里、县里工作了，可王大娘仍是一个农民。忙完了家里的锅碗瓢盆，就接着忙地里的玉米高粱。就这么里里外外地忙着，把孩子就忙大了。
王大娘的孩子真争气！高中毕业后就考上了天津医学院。毕业后就分配在了天津一家工厂里，在医务室当大夫。孝敬懂事的孩子，没过几年，就把娘接到了天津一起生活了。因为这时，王大娘的公婆都已经去世，王大娘是既当儿子又当媳妇的，风风光光地把公婆发送了，可家里就剩下了她自己，孤身一人地守着空荡荡的房子和院落，苦苦地等待着丈夫的归来！
1968年，为了迎接“九大”的胜利召开，在党内搞了一个“吐故纳新”运动。就有人揭发说王大娘的丈夫是叛徒，说是有人在保定城里看见过她丈夫穿长袍戴礼帽，还架着一副墨镜，和一帮伪商会的人混在一起，又是看戏又是下馆子。这事可非同小可，就马上派了人去调查。调查来调查去的还真有这么回事。就让王大娘坦白交代，甚至有个四六不懂的愣小子还朝着王大娘喊了句“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”的口号。可把个王大娘气坏了，也急坏了。气的是她一个光明磊落的老共产党员，生生死死地跟着共产党走，竟有人对着她咋呼了一通什么从宽从严，她不明白，那口号，不是对敌人说的吗，怎么冲着自己来了？急的是她相信丈夫绝对不会当叛徒，这里面肯定有误会，没准还是诬陷。可现在说啥也没有用，自己两手空空，还真的拿不出丈夫不是叛徒的证据来。刚一解放那阵子，王大娘为找丈夫可没少跑路。这打听那打听的，可谁都不知道自己丈夫的下落。看来，唯一知道情况的，就是那个县大队的政委了，那就找政委吧。找来找去，到是找到了政委的消息，可那个县大队的政委，也就是县委书记，早在一次反扫荡的战斗中牺牲了。丈夫的线索也就断了。王大娘是既纳闷又糊涂啊，自己的丈夫，一个不傻不捏，五大三粗的大活人，怎么生不见人，死不见鬼了？但有一样，她非常清楚，也非常坚定，就是自己的丈夫决不是叛徒，他是干革命工作去了。
最后，组织决定下来了——“劝退”就是劝王大娘自己自愿退党。说是自愿，却要开支部大会通过。王大娘心急火燎，可任凭你怎么辩白也无济于事。是啊，人家有确凿的证据，说明自己的丈夫和汉奸们在一起吃喝玩乐。王大娘也纳闷：自己的丈夫是组织上派去执行任务的，这肯定没错，可和汉奸吃吃喝喝的，这叫什么任务呢？不会的，绝对不会的！王大娘凭着对相濡以沫的丈夫的了解，从心里坚信丈夫决不会当叛徒，可有口难辩呀，在当时一切都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，在那个已经毫无组织和法度可言的时代，你就是有千张嘴万张嘴又有什么用呢？最后，支部大会表决，少数服从多数，就通过了“劝退”的决定。
王大娘闷闷地回到了家，心里压抑，憋屈的慌。就一个人坐在床上，眼睛望着天花板，默默地流着眼泪。咋会是这样呢？她实在是不明白，自己一心一意跟着党干革命，连生死都不顾了，怎么到头来，落得个这样的下场？当年面对着如狼似虎的小鬼子，那明晃晃的刺刀就对着胸口，可王大娘楞没有含糊过，也没有退缩过。可今天，面对着刚刚发生的事实，她含糊了，犹豫了，糊涂了：倒退一万步说，就算丈夫是叛徒，我可是真心实意忠于党的呀，这几十年了，都是党领着我，党到哪我就跟到哪，没有半点犹豫呀？现在这是咋的了，这党咋说撒手就撒手了，咋说不要我就不要我了？没有了党，我可怎么活啊！王大娘是越琢磨越伤心，越琢磨越想不通，悲痛欲绝的王大娘猛地往床上一趴，双手拍打着床铺，就嚎啕大哭起来：“我我也不知道这是咋咋回事啊我我就知道我入党的时候，那那小鬼子的炮炮楼他就在就在村边上啊呜呜呜”泪流如河。
这哭声，撕心裂肺；这倾诉，痛断肝肠！凄怆的哭声传到了屋外，就上了天，就入了地，就感动了天，就感动了地，天地就为之动容！
王大娘在苦苦的、又倍感凄凉的等待中，熬过了一天又一天。她知道，太阳不会总让乌云遮着，一定会有云开日出的那一天。等啊！盼啊！又是十几年。终于等到改革开放了！拨乱反正了！经过党组织细致的调查，王大娘丈夫所谓“叛徒”的事实也彻底搞清楚了。原来，她的丈夫受组织派遣，以经商的名义在京、津、保一带搞地下工作，主要任务就是往抗日根据地倒腾急需的药材。一个不留神，就被真的叛徒认出来了，就被出卖了，就被抓进了小鬼子的宪兵队，就受尽了严刑拷打。别看小鬼子这么惨无人道地折磨他，想方设法让他招出自己的同党来，可王大娘的丈夫不愧是条硬汉子，问啥啥都是不知道，无论怎样，就是不说。最终被小鬼子给折磨死了。至死，小鬼子也没有从他嘴里掏出一句有用的话来。至于和伪商会的人上戏院下馆子，吃喝玩乐，还真的确有其事，那都是为了打通关节，是地下工作的需要，也是组织上同意这么做的。又因为在地下党工作的同志大都是单线联系，王大娘的丈夫牺牲后，这整个联系也就断了线，要想找到知情人是非常困难的。这也是为什么王大娘问谁，谁都不知道，打听了一溜够，也没有找到丈夫的下落，以至于人牺牲了二十多年，都没有任何消息的原因。
那一天，党组织派了几位同志来到了王大娘的家，当面向她宣读平反的决定。此时的王大娘已经身患重病，卧床不起了。读文件的同志是一字一句大声地念，她就一字一句细细地听，那眼泪就一滴一滴地往下流。听完了宣读，她没有说话，摸索着从床头的褥子底下取出了一个小包，双手颤抖着递给念文件的同志：“这是我十几年的党费，一个月也不少。唉！这么多年了，想交党费没地方去，也没有人要啊！可我知道，总有一天，我这党费还会有人要，有地方交的。”话语轻松，还带着欣慰的微笑。几个同志都楞住了，看着这位在逆境中仍然对党忠贞不二、信念坚定的老同志，老党员，他们激动得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。他们知道，不收，是绝对不行的，因为这是一个老共产党员对党的一片拳拳真情。这小包，很轻，可拿着它，竟感到比千斤还重！
王大娘说什么也不躺着了，任凭谁劝也不听。她让儿子搀扶着自己，颤巍巍地来到了厨房。她坚决地拒绝了儿子、儿媳的插手帮忙。歇一会儿干一会儿地亲手和面、点火，做了一大碗香喷喷的面汤，面汤里面，仍旧是两个荷包蛋。
面汤，放到了桌子上。一双筷子，也摆在了碗上。王大娘躺在床上，一言不发，目不转睛地盯着冒着腾腾热气的面汤。透过袅袅升腾的热气，王大娘好像看到了丈夫正在昏黄的油灯下，趴在小饭桌上狼吞虎咽地喝面汤；好象看到了那个风雪交加的夜晚，丈夫离家时，那一步一回头的身影；又好象看到丈夫在冲着她微笑呢，还亲切地问她：“这些年，可委屈你了！咱爹咋样？咱娘咋样？咱孩子咋样？”王大娘无语，就冲着自己日日想，夜夜思的丈夫一个劲地笑。
王大娘让儿子、媳妇把床重新铺好，又换上了一床新褥单，舒舒服服地躺了下来。她把全家人都叫到了床前，目光在每个人的脸上久久流连：“这几十年了，心里总觉得没着没落的，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。今天可是个好日子，我的心事，该了的都了了，我要好好地睡上一觉。你们做事情小声点，千万别惊别吵。”
王大娘睡着了。睡得安详，睡得坦然。她要把几十年缺的觉都补回来；她要把几十年该做而没有做的好梦都做上一遍。她睡得是那样的熟，睡得是那样的香，睡得是那样的甜。以至于全家人围在她的床前，哭天怆地，大声地呼唤，她都没有醒来。依然是那样的安详，那样地坦然，那样地香，那样地甜，那饱经沧桑的脸上，还带着幸福的笑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