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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学党起义前后,借兵问题成为朝鲜政府内部讨论的重要议题,但几起几落,长期未能得以实行。
先是在一八九三年四月东学道徒报恩聚会时,朝鲜政府即有借兵中国之意。五月二日,举行大臣会议时,有人提出:忠清道监营兵力微弱,不足以镇压之,而京畿防务亦不甚固,唯有借调中国军队代戡。会后,朝王特派内务府官员朴斋纯亲访袁世凯,请求中国派军舰及陆军驻马山浦,以资镇慑。袁认为,东学道乌合之众,不足构成威胁,而“调兵骇闻远近,必多骚谣”。注1并力劝朝鲜政府宜镇静处之。十日,再次召开大臣会议,讨论处理报恩事件的对策。朝王又提议请援中国,因领议政沈舜泽、右议政郑范朝及左议政赵秉世皆持反对意见,未能做出决定。当时,朝王怕京城空虚,不敢派遣亲兵,故主张借兵中国。而沈舜泽等人反对借兵中国,只是怕负担军费。至于如何妥善解决国内的危机,皆无一人道及。因此,君臣们尽管意见不一,实际上都无改革弊政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打算。只是由于报恩聚会的东学道众解散,借兵之议才不再提起。
及至一八九四年全琫准起义后,借兵中国之议再起。两湖招讨使洪启薰密奏朝王,提出借外兵助剿。然而,推动借兵中国之议的最有力者,还是“势道”注2闵泳骏。闵泳骏的后台则是朝王李熙和闵妃。当时已有大院君李昰应与东学党勾结的风传。李熙和闵妃为防范此事,故积极支持闵泳骏与袁世凯保持密切联系。注3只因大臣中反对者甚多,难以付诸实行。五月二十五日,李鸿章电总理衙门称:“舟次迭接袁道电:‘全罗道匪党势颇猖獗,韩兵,练溃败。又添调江华枪队炮队四百余往剿’云。韩王未请我派兵援助,日亦未闻派兵,似未便轻动。应俟续信如何,再酌。”注4直到此时,大臣之间尚未取得一致的意见,李熙尽管倾向于向中国借兵,但唯一的顾虑是惧怕日本出兵。因为日本代理公使杉村濬曾多次访问外务署督办赵秉稷及其他大臣,力言借调外兵甚为不可。注5李熙更担心借兵中国,日本必以此为借口出兵,局面将难以收拾,因此举棋不定,下不了最后的决心。
但在此时,闵泳骏仍然与袁世凯暗中联络,不断磋商此事。闵,袁曾在校洞之闵泳骏府中密议,袁谓朝鲜文武官吏中无—人物,闵请道其意。袁称:“方今东学跳梁,招讨重任,而使孺子之洪启薰任之。国家不误而何?余近遣使至战地侦察,将无严威,军无纪律,官校终日不为一事。兵卒出入闾里,偷财贪色,为害居民贼军在前。则远阵于数十里以外,待其退却,然后追讨。是岂讨贼之本意?余谓朝鲜无人物以此。若使余画策,期以十日,必不难讨灭之。”注6袁还向闵表示,只要朝鲜政府以正式照会的形式提出求援,中国可随时考虑其借兵要求。
三十日:廷臣会议讨论借兵问题,意见仍然相持不下。领敦宁府事金炳始反对借兵最为激烈,向李熙进言曰:“匪徒虽难赦,然皆我民,将以我兵剿之。若惜他国兵诛讨,我民心当如何?民心易涣散,宜审慎!”注7讨论无结果而散。
三十一日,全州陷落的消息传来,京城为之震动。李熙急派闵泳骏向袁世凯求助:“方今全州失守,以若朝鲜之兵,难以抵乱敌。且人才难得其人。望大人特念。”袁十分爽快地回答道;“朝鲜有危,吾岂不悉心护之乎?若有难处之端,吾当担当矣。”闵闻此言大喜,即回报李熙。
六月一日,廷臣会议讨论借兵是否会引起第三国出兵的问题。朝王与大臣的谈话内容如下:
闵泳骏、赵秉稷禀:“都城二十里内,贼犯之前,各国兵不得下陆,公法所载。今日清兵请来,其他外兵不得挥入。”
朝王,“若日本称邻谊,出兵来助,以何对之?”
闵泳骏:“此亦袁世凯必有涂抹之策,不必烦圣虑。”
朝王,“日前袁氏之言,不无俄兵见机称助之意,此则何以答之乎?”
闵泳骏,“自有所答之道。”
至此,朝王才下定借兵的决心,对诸大臣曰:“此论(指反对借兵的主张)固好矣。来头事未可料,诸大臣之论亦宜请援云。清馆照会促送可也。”注8
同一天,袁世凯向李鸿章报告说:“京兵败,械被夺,韩各军均破胆。昨今商派京及平壤兵二千人,分往堵剿。王以‘兵少不能加派,且不可恃’为词,议求华遣兵代剿。韩归华保护,其内乱不能自了,求为代戡,自为上国体面,未便固却。顷已嘱‘如必须华兵,可由政府具文来,即代转电请宪核办’等语。”注9
按照《天津条约》,中国向朝鲜派兵,日本也可借口出兵。对于这一点,袁世凯不是不知道。朝王之所以迟迟不敢请援者,也是为此。那末,袁世凯为什么这么积极地推动此事呢?因为他相信,即使日本以护卫使馆为名,有出兵之举,也不过派遣百余名土兵而已,不致引起难以了结的纠葛。
其实,早在五月上旬,当袁世凯派平远舰帮助朝鲜运兵时,日本即非常关注中国士兵是否登岸。五月二十九日,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又密令杉村濬:密切注童朝鲜政府与中国使节之间的关系,是否已向中国求援。到六月一日,杉村濬已探知韩王决定借兵,但不知中国态度如何。于是,急遣书记生郑永邦访问袁世凯,以“询匪情”为名试探袁的真意,并诱引袁入其圈套:
郑:“匪久扰,大损商务,诸多可虑。韩人必不能了,愈久愈难办,贵政府何不速代韩戡?”
袁;“韩廷亦有此请,我政府冀其习战自强,尚未核准……
袁;“乙酉约我如派兵,应由何处知照?”
郑,“由总署,北洋均可,我政府必无他意。”注10
袁世凯听了郑永邦“必无他意”的口头保证,更加相信日本顶多“不过借保护使馆为名,调兵百余名来汉”,绝不会出什么大事的。所以,他才那么自信地给李鸿章打了请兵的电报。
六月二日,杉村濬亲访袁世凯,详探朝鲜请援之究竟。前一天郑永邦来访时,袁世凯已经透出“俟接到正式公文后,即筹备出兵”的口风。杉村濬当即电陆奥宗光报告此事。所以,他今天来访,一方面是证实此事;一方面以“盼华速代戡”为名,进一步诱袁上钩:
杉村濬问,“盼华速代戡,允否?”
袁答:“韩惜民命,冀抚散。及兵幸胜,故未之请,不便遽戡。韩民如请,自可允。”
杉村濬问:“倘请迟,匪至全州,汉城其危。拟先调兵来防护,华何办法?”
袁答:“或调兵护,或徙商民赴仁川,待匪近再定。”
杉村濬:“韩送文请告知,以慰盼念。倘久不平,殊可虑。”
杉村濬所说;“拟先调兵来防护”,含催促中国出兵之童,又是为日本出兵预留地步。袁世凯却见不及此,总是从好的方面考虑,以为同杉村濬有老交情,不会对自己过不去,说什么“杉与凯旧好,察其语意,重在商民,似无他意。”注11完全相信了日本方面的瞎话。
到了六月三日,朝鲜政府终于命内务府参议成岐运,携政府照会正式请求中国派兵。并任命工曹参判李重夏为中国兵舰迎接官,内务府督办申正熙、参议成岐运统辖军务司,负责有关接待中国军队事务。
在朝鲜政府向中国送出请援照会的当天,日本驻天津领事荒川已次奉陆奥训令,也前去拜会李鸿章。荒川所谈与杉村濬“语意略同”,使李鸿章更相信日本“必无他意”的保证,毫不怀疑其包藏祸心,便坦率相告:“韩请兵,势须准行。俟定议,当由汪使知照外部,事竣即撤回。”注12这样,日本方面便完全掌握了中国的派兵计划。
清政府既应朝鲜政府的请求,决定派兵赴朝,便电驻日公使汪凤藻,根据一八八五年中日《天津条约》有关条款,知照日本外务省。六月六日,汪凤藻照会陆奥宗光,告知中国政府应朝鲜政府之请求,按照“我朝保护属邦旧例”,派令直隶提督叶志超“选带劲旅,星驰朝鲜全罗、忠清一带,相机堵剿,……一俟事竣,仍即搬回,不再留防。”注13
照会发出的当天,日本方面立即有所反映。汪凤藻急电李鸿章,告知日本政府令其驻朝鲜公使大鸟圭介“带捕二十名立赴韩,并添调一舰护商”。注14李鸿章电复汪称:“韩未请馁派兵,倭不应派。若以使馆护商为词,究竟有限,且汉城现安静无事。祈与妥商。”七日,袁世凯亦来电:“大鸟来,虑生事”。李鸿章则复电说:“大鸟不喜多事,伊带巡捕二十名来,自无动兵意。”注15他坚信日本“必无他意”,不会借机生事。
就在同一天,按连发生了两桩事情:
第一桩:日本外务省照复汪凤藻:“查贵国照会中有,保护属邦”之语,但帝国政府从未承认朝鲜国为中国之属邦”。注16为“属邦”二宇,日本外务省官员与汪凤藻“大费辩论”,日方欲汪“商请酌改”,汪则“正词拒之”。对此,李鸿章的态度很坚决,复汪电云:“文内我朝‘保护属邦旧例’,前事历历可证,天下各国皆知。日本即不认朝鲜为中属,而我行我法,未便自乱其例。故不问日之认否,碍难酌改。”注17但是,他完全没有看到,日本之所以提此问题,是为日后扩大事态而埋下的伏笔。
第二桩:日本驻北京临时代理公使小村寿太郎照会总理衙门,声明根据《天津条约》,“因朝鲜国现有变乱重大事件,我国派兵为要,政府拟派一队兵”。注18同时,李鸿章亦迭接袁世凯来电,谓已派译员询衫村濬,询问日本“派兵何事”,杉村答以“调护使馆,无他意”。又说;杉村“近颇惊惶自扰,故各国均疑之,谣议颇多。鸟(大鸟圭介)来,或稍镇静。”注19李鸿章均信之不疑。由于他对日本的险恶用心缺乏清醒的估计,因此只能按照自己一厢情愿的主观构想那样干下去。
中国所派军队分三批渡海。第一批,是太原镇总兵聂士成所统芦防马步军,共九百一十人,为前锋。六月六日下午六时,自塘沽登图南轮,于八日下午六时抵牙山海口。九日,登岸整队,进扎牙山县。第二批,是直隶提督叶志超所带榆防各营,共一千零五十五人,以及弹药、粮饷等,分载于海宴、定海二轮,于八日下午六时启航,十日下午三时抵牙山海口。因无驳船,直至十二日上午十时始全部登岸。第三批,是总兵夏青云率马队百名,旱雷兵百名及步队三百名,乘海定轮渡海,于二十五日抵牙山县。于是,屯驻牙山的清军人数达二千四百六十五人。
当中国派兵之先,丁汝昌先期遣济远舰率扬威驶至仁川口,与平远合为一小队,以观形势。及至叶,聂两统领率军赴朝时,以超勇舰护之。又恐其力量单薄,又分扬威赴牙山,留济远、平远两舰泊仁川口。当时,日本运兵船络绎而至,大和、筑紫、赤城三舰亦泊仁川口,井派遣汽艇探测牙山湾,显然居心叵测。而李鸿章却要袁世凯劝告朝鲜政府;“日与华争体面,兵来非战,切毋惊扰。迭阻不听,即听之。速设法除全匪;全复,华兵去,日自息。如有要挟,仍可坚持不许。”注20
六月十二日,根据李鸿章的指示,叶志超委派聂土成为前敌营务处,负责剿办事宜,本人则暂驻牙山以待命。但是,聂军并没有同东学党起义军直接交仗。聂士成只是派弁兵一百人,随带翻译,持告示前往全州招抚。告示共三种:其一,晓谕起义军解散。其中有“尔国王发电告急,我中朝爱恤属国,不忍坐视不救,奉谕钦差北洋大臣李奏派本统领率带马步枪炮大队前来助剿。特念尔等本属良善……大兵到日,尔等能悔罪投诚,洗心革面,均予免杀”注21等语。其二,“谕示商民各安其业,毋得惊恐”。其三,申明军纪。有“奉宪檄饬,防营远征,保护藩属,护卫商民,自行军旅,纪律严明。今入朝鲜,军令重申,购买物件,照给钱文。如有骚扰,或犯别情,军法从事.决不稍轻”等语。注22这三种告示被日本间谍送报日本驻朝公使馆。不久,“汉城饬弁持倭使大鸟圭介来咨,诘问前日所出告示是否真伪”。注23果然,后来大鸟圭介便就聂士成告示中“我中朝爱恤属国”、“保护藩属”的语句大作起文章来了。
其实,聂士成派人招抚起义军之日,正是起义军退出全州之时。先是东学党起义军攻陷全州后,两湖招讨使洪启薰又返军攻城,因起义军防守严密,久难攻下。朝王一面处分引起事件的责任者,将全罗道观察使金文铉革职,流配济州岛,并将古阜郡守赵秉甲革职,系械监禁;一面急发最后的精锐江华枪炮队四百及京城、平壤监营兵二千增援,并命严世永任三南注24招抚使,同新任全罗道观察使金鹤镇赴任,与洪启薰协力从事。从派“招讨使”到再派“招抚使”,说明朝鲜政府对东学党起义军的政策巳由“主剿”转为“主抚”了。
严世永抵达全州后,先布告朝王处罚负此次事件责任的地方官吏,以缓和起义军的敌对情绪,继之以劝谕,表示政府愿意妥商解决此事。此时,全琫准已获悉中日两国出兵的消息。在这种情况下,严世永代表朝鲜政府接受了起义军提出下列十二条件,于六月十一日共同签订了休战协定,即所谓《全州和约》:
一,停止迫害起义者和东学道徒,政府与东学党人合力维持社会秩序。
二,查明贪官污吏的罪行,加以严惩。
三、严惩横暴富豪。
四,严惩不良儒林两班。
五、烧毁奴婢文书。
六,改善七种贱民待遇,不得强制白丁(原注:屠户卖肉者)戴平壤笠。
七、许青年寡妇再嫁。
八、废除一切扰民的苛捐杂税。
九,任用官吏打破门阀界限,登用人才。
十、严惩私通日本者。
十一,取消一切公私债务。
十二、土地应平均分配。注25
十二日,全琫准率起义军退出全州,撤至淳昌和南原一带。二十四日,新任全罗道观察使金鹤镇到任,开始安抚地方。
聂士成之抵全州,已是七月五日,亦即东学党起义军退出全州后二十天。是日下午三时,聂士成独率数十骑进入州城。全州城经过此番战火,“庐舍焚毁,民无栖止”。查明流离失所者共九万家。聂士成令“开列名单,每家给以洋银二元,聊助牵萝补屋之费”。
七日,又发布告示,表示希望“本统领旋师之后,尔等士农工贾务须守法奉公,各安生业,同享太平之福”。注27即离开全州。十日,聂士成回牙山,向叶志超报告全州事件业已处理完毕。并建议速请李鸿章“派轮接队内渡,免启衅端”。叶志超则犹豫不决。当天夜晚,聂士成致电李鸿章,报告“前敌招抚情形,并请撤队内渡”。其禀文有云:
“我军本奉命平韩乱,非与倭争雄也。倭乘间以水陆大队压韩,据险寻衅,蓄谋已久。又敌众我寡,地利人和均落后著,与战,正堕彼术中。今匪乱已平,正可趁此接队内渡,免资口实。此老子不为人先之谋,亦兵家避实就虚之计。况韩为泰西通商之国,岂容倭人鲸吞?倘仍顽梗,可请英、俄诸国评论曲直;一面调集我海陆各军驻屯北洋,奉天边境。俟秋凉,我陆军出九连城趋平壤以拊其背,海军战舰大队塞仁川以扼其吭,彼时倭师劳而无功,将骄卒惰,可一鼓破之也。否则,倭将先发制我,衅端一启,大局可危。”注28
聂土成电文的中心意思,是主张实行退却。这位被日人誉为“计划战略常以勇敢见称”注29的将领,为什么主张退却呢?这是因为“兵无常势”,而要逐步地在军事上变被动为主动,只有采取兵法所说的“避实就虚之计”。这是一种积极的战略退却。在军事上已失先著的情况下,应该说实行战略退却是唯一切实可行的办法。如果聂士成的意见被采纳,则中国不仅在军事上可改变不利的处境,而且在政治及外交方面也将居于主动的地位。对于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计划来说,必然是一个沉重的打击。当时,大鸟圭介看到“朝鲜国内出乎意外的平稳,中国派去的军队只是驻扎在牙山,并未进入内地”,即曾致电政府说:“目前若向朝鲜派遣过多军队,就会引起朝鲜政府和人民,尤其是第三者外国人发生不必要的怀疑,在外交上实非得计。”陆奥宗光也认为:“目前既无迫切的原因,又无表面上的适当借口,双方还不可能开战。因此,要想使这种内外形势发生变化,除去实施一种外交策略使局势改观以外,实在没有其他方法。”注30中国若真实行战略退却的话,尽管日本还会玩弄各种花招,但要逞其外交伎俩,必会遇到更多的困难,欲实行其速战决策则定然势所难能了。
十一日,聂士成又力请叶志超电李鸿章“请班师”。于是,叶根据自己的考虑,向李提出上、中,下三策。他把聂士成的建议作为“中策”,而另外提出了由北边速派大军的所谓“上策”。但是,兵机既钝,缓不济急,且无贯彻此策的决心和正确措施,结果仍是“迁延不断”注31,实际上无异于“下策”也。当天,李鸿章复电“暂静守勿动”。注32
聂士成提出“撤队内渡”的建议时,正是清军实行战略退却的大好时机,而这样的时机稍纵即逝,难以再来。叶志超和李鸿章皆未能采纳此议并付诸实行,真是聚九州之铁难以铸成之大错!这样一来,清政府在各方面的处境愈来愈陷于被动了。
注1《养寿园电稿》津院去电,《袁世凯致李鸿章电》(光绪十九年三月十八日)。
注2“势道”,又作“世道”,用以称王族外戚之当权者。
注3《梅泉野录》,第132页,见《袁世凯与朝鲜》第348-349页转述。
注4《李文忠公全集》,电稿,第15卷,第32页。
注5杉村濬:《明治二十七八年在韩苦心录》,第3页。
注6《曰清战争实记》第1编,第33—34页。
注7《朝鲜史》,高宗李熙三十一年四月二十六日。
注8转见林明德:《袁世凯与朝鲜》第347、349页。
注9《李文忠公全集》,电稿.第15卷,第32—33页。
注10《李文忠公全集》,电稿.第15卷,第33页。
注11《李文忠公全集》,电稿,第15卷,第34页。
注12《北洋大臣来电》,《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》(954),第13卷,第8页。
注13《北洋大臣来电》,《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》(958),第13卷,第9页。
注14《李文忠公全集》,电稿,第15卷,第34页。
注15《北洋大臣来电》,《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》(956.957,960),第13卷,第8--9页。
注16《日本外交文书》第27卷,第519号。
注17《北洋大臣来电》,《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》(963),第13卷,第10页。
注18《日本外交文书》第27卷,第525号,附件乙号。
注19《北洋大臣来电》,《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》(962、965),第13卷,第10页。
注20《李文忠公全集》,电稿,第15卷,第37页。
注21聂士成:《东征日记》,见《中日战争》(6),第2页。
注22桥本海关:《清日战争实记》第2卷,第93--94页,《日清战争实记》第1编,第63页。
注23《东征日记》,见《中日战争》(6),第4页。
注24“三南”,指朝鲜南部全罗、忠清、庆尚三道。
注25转引《1893--1895朝鲜农民起义》,第100--101页。
注26全琫准率部撤至淳昌、南原一带后,并未解散。十一月下旬,日军大举进攻起义军。十二月9日,全琫准被叛徒告密,不幸被俘。日本侵略者把全琫准处斩刑,并悬首示众。日本侵略者又搜捕东学道教主崔时亨,捕之,于1898年7月25日在汉城处以绞刑。
注27《东征日记》,见《中日战争》(6),第6--7页。
注28《东征日记》,见《中日战争》(6),第8页。
注29桥本海关:《清日战争实记》第3卷,第134页。
注30陆奥宗光《蹇蹇录》中译本,第20--21页。
注31《洪熙致盛宣怀函》,见《盛档.甲午中日战争》(下),第21页。
注32《李文忠公全集》,电稿,第16卷,第14页。